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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苇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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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刚

记者,评论人。《南都周刊》北京采访中心副总监。喜推理小说。数码狂。noree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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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逝世:“口述历史”第一人远矣  

2009-11-06 09:46:56|  分类: 人物立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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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0月26日晚,美国旧金山的一所普通寓所。89岁高龄的唐德刚看起来胃口不错,在喝了大半碗的西洋参炖鸡汤后,又“消灭”了一块鸡肉。之后,他静静坐在客厅的电视前,半睡半醒,不觉已到夜间11点。保姆将他推进卧室后,觉得情况反常,随后发现其心脏已停止了跳动。

这位中国现代口述史的开山学者,就此安然离世。

“他病了很多年了,一直坐轮椅,肾功能面临衰竭。”30日凌晨,唐德刚的夫人吴昭文通过电话对本刊记者说:“我们都不知道他哪天走,但心里多少有些准备。”

今年5月初,唐德刚夫妇刚从美国东海岸的纽约迁至西海岸的旧金山,这边的亲友并不多。家人商定,11月7日将在当地的佛光山为他举行一场诵经仪式。随后,遵照他的生前愿望,骨灰洒入太平洋。

 

胡适最失意时代的门生

“一提到口述历史,就要提到哥伦比亚大学,一提到哥伦比亚大学,就必说唐德刚。”近年关注口述历史研究的学者丁东对记者表示。得知唐德刚逝世的消息后,众多国内史学界纷纷寄托哀思,尤其突出其作为中国现代口述史奠基者的地位。

唐德刚在“口述史学”领域获得的傲人成绩,现在看实在有些机缘巧合。据他自述,他1948年自费到美国留学,不久国内政局发生巨大变动,“我那时还在哥大有气无力地继续读我的美国史博士学位。这是个最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读到读不到,不用说我毫无把握;读到了,又干啥?我自己也不能解答。”不过,后来还是“糊里糊涂也就读完了”。

几乎与他刚到哥大同时,学者芮文斯也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口述历史研究室。1957年,哥大的东亚研究所成立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唐德刚成为学部最早的研究员之一。恰恰就在此时,李宗仁、孔祥熙、陈立夫、顾维钧、张发奎、蒋廷黻、陈光甫等大批国民党政要流亡美国,对这个中国口述历史计划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

唐德刚第一个口述历史的对象是著名学者胡适。当时胡适流亡异域,生活清苦,“我可以打工、开出租车、洗盘碗;而可怜的胡老师,那时贫病交迫,心脏衰弱、胃溃疡……虽然有点儿养老金,但那养老金抵不了一场大病。”唐德刚自称,他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最孤独的一个小门生。

不仅是胡适,当时很多流亡的国民党政要,生活也是极为困窘。桂系军阀首领、曾任中国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也仅是在纽约郊区买了一座匠工的房子居住,家中并无保姆。而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更是落魄,不得不以出售鸡蛋和辣酱为生。

1957年冬初,唐德刚携带这一台笨重的录音机,首次到胡适府上,写下了他“口述历史”系列的第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唐德刚当时不过是无名小辈,但凭借其踏实的历史功底与过人的沟通手段,获得了口述对象的绝对信任。李宗仁做口述时,有时候夫人郭德洁不在家,李宗仁就亲自烧个安徽火锅、四碟小菜,二人“煮酒论英雄”了,有时“论”到深夜,李宗仁还不放他走。

口述计划对象并非唐德刚一人定夺。位列四大家族之首、曾长期担任民国时期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曾有意加入计划,却无缘获准,因为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计划的另有其人。后来,宋子文于1971年因食用鸡肉时误吞鸡骨而被鲠死,让未做成口述史的唐德刚引为憾事。

1972年,唐德刚离开哥大,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他的口述历史工作也告一段落罗。但但是他已经做完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几人的口述整理工作,多年后,《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作品陆续出版,迅速为唐德刚赢得盛名。

“他对大陆学界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才接触口述史学这个概念,学习的第一个样板就是唐德刚。”丁东说。1979年,近60万字的《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稿本由李宗仁长子李幼邻带回大陆,广西政协最初编印发行高达60万册,其后又一版再版。

如今,方兴未艾的“口述历史”热潮,早已经超出了学术了领域。很多报纸、杂志甚至电视,都打出了“口述历史”的名号,央视的《大家》、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等名牌栏目都在此列,而唐德刚被认为是这一热潮的启蒙者。从这个影响学的意义上,唐氏堪称中国现代口述史学的第一人。

口述历史为何在中国近三十年来迅速兴起?丁东分析说,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档案,还没有公开,如果撰史者完全通过文献难以为继。“最重要的文献你看不到,而历史当事人还活着,不受保密的制约。因此,很多重要的历史事实与关节点,就是通过口述历史挖掘出来的。”

 

口述历史之难

“有人说,口述历史很简单,拿录音机一录,然后整理出来文字就行了吗?不是那么简单。”禤福辉是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会长,这个学会1991年由唐德刚创立,总部设在纽约。他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很多人对“口述历史”望文生义,唐德刚则为现代口述史立下了范例。

唐德刚曾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李宗仁的回忆录情况更甚,其本人口述仅仅占到可怜的15%,其他85%是唐德刚从相关的历史文献中一点点考证修订而成的!

李宗仁是军人出身,文学、历史完全不懂,之前的信函电文完全由秘书完成,所以回忆录也完全由唐德刚扶植。“我和李宗仁谈,他讲不了英文,而且他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

顾维钧是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外交史的关键人物,精通外语,记忆力超强,但也会经常出错。有一次,顾维钧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唐德刚指出了他的错误,但顾维钧不服气,还坚称“事如昨日”。最后唐德刚不得不找出顾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来,才驳倒了顾维钧。

据唐德刚披露,为了撰写这部回忆录,他不仅到图书馆查阅当时的报刊,还查遍了顾维钧自己保存的37箱资料!

没能彻底完成的张学良口述,被很多史家看做唐德刚口述工作的一大遗憾。其实,这部分原因也出于唐德刚不愿盲从做一个单纯的录音师和记录者。在生前的一次采访中,唐德刚披露,在做录音口述的时候他曾向张学良表示:“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但张学良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直斥他说:“你知道什么,你要听我的话!”

“所有的官场要人,都是如此。他们一出来,都在替自己说话,都认为自己对得不得了。”唐德刚说。他的态度是,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他把口述历史研究的态度分为鼓手、枪手和杀手三种。无论是充当吹鼓手还是枪手,都是不妥的,只有通过较量努力追寻历史真相的“杀手”,才是可取的态度。

“现代口述史学,是有一套规范的。”丁东说,“它有明确的学术目的与规范,要与文献比对,不是有闻必录,记录者不仅仅是个被动的秘书或者助手。”

国内很多人接触口述自传,是从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开始的。唐德刚将其英文口述译为中文后所作的注释评论,也被史学界视为不可不读的文字,甚至被认为具有更大的学术和史料价值。上世纪70年代,海外史学界曾如此盛赞此书:“先看德刚,后看胡适。”

口述之难,不仅难在操作,也难在读识。即使对自己用力最深的《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也一再严重警告读者,这本书是“桂系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不听、不信,皆不可取。

这种“难”,实际上也是对秉笔直书的坚持。曹凌志是广西师大版唐氏系列图书的责任编辑,他表示,唐德刚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写历史的时候,没有遮遮掩掩。”

比如,对于在五四运动中,被学生斥之为“卖国贼”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唐德刚一方面承认其有妥协倾向,同时也引用日方会谈记录,描述其在谈判桌上“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情绪颇为激越”——这跟我们之前的历史教科书的刻板描述有很大差别。

再比如,在内地影响甚大的《袁氏当国》,被很多读者认为近乎为袁世凯翻案。他的结论是,袁世凯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臣,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在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也算是个悲剧人物”。在周遭谋士的精心策划下,袁氏做了皇帝,其悲剧在于,“予岂好独裁哉?予不得已也。”

 

“历史三峡”的身后争议

除了口述历史,唐氏对中国历史界影响最大的就是其“历史三峡”说,这个后来影响巨大的社会转型命题,出自他晚年的史学巨著《晚清七十年》。

从时间跨度上说,《晚清七十年》自清末李鸿章一直写到解放前。从形态上来说,这部书是他自1960年代在台湾的《传记文学》上发表的文章结集,并非史学专著。1998年,该书在台湾远流出版社推出五卷本,次年9月,长沙的岳麓书社推出内地版,虽然只印了5000册,已引起文化界有识之士的强烈关注。

“历史三峡”可说是唐德刚解释中国历史转变的核心词,它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约为200年。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三峡”,社会各层面变革巨大,之后就进入长久的稳定期;而从晚清开始,内忧外患的中国进入了第二个“历史三峡”,也要持续200年。他在《晚清七十年》中说:

 

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洋了。

 

这个提法引起了一些争议。很多读者从中读到了一种对未来中国的乐观主义情绪,但也有人觉得“国恨家仇”这种情感在唐德刚这代人身上累积许多,使他们对于国族的强大,仅仅是“一种真诚的盼望”。

更有治史者批评说,这其实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实乃写史之大忌。“所有思想者终其一身,试图探寻规律,结果发现规律是没有规律。这真是一种让人绝望的虚无。”

尽管争议诸多,唐德刚依然乐观地认为,中国过去的五千年,是一部“帝王专制史”,第二次转折后的中国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他笃信,此趋势将是不能逆转的必然。而按照这一理论,中国第二次“历史三峡”的曲折历险,直到本世纪40年代才能结束。

因此,当唐氏卒去,当代学者傅国涌日前撰文说: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却仍在“三峡”中。

29日,记者获知唐德刚先生逝去的消息后,第一时间致函他的老友马大任先生。马先生与唐氏同年,又是中央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度同学(唐先生将所藏图书通过马先生捐赠给安徽大学,仿佛冥冥中暗合,交接后几个时辰,大洋彼岸的唐先生就逝去了)。马先生在回函中描述说,唐德刚的“谈话非常有趣。”无独有偶,近现代史学者杨天石也表示,“读唐先生的书有时候会笑出来”。

这是口述史之外的另一个唐德刚。口述史中的那个唐德刚严谨平实,比如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中时,“一切以李氏意志为依归,未参杂我个人半句褒贬之词。”而在其成名作《梅兰芳传稿》中,其文字雅致风格艳丽,连胡适都觉得“稍显渲染”;再到《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时,笔法亦庄亦谐,汪洋恣肆,已经自成一派。

那么,就不妨以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一段有趣的“附注”作结吧:

“1935年,我在上海报刊上读到一则新闻: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婚,新郎66,新娘33,新郎为争取新娘欢心,竟为她割须弃袍。婚礼进行中,新夫妇梨花海棠,表现得恩爱无比,据说是‘你不嫌我老,我也不嫌你丑’云云。当时曾掷报大笑。想不到六十多年后,面对电脑屏幕著书,竟然又提到此老,不禁也推开鼠标,笑叹不已也。”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合肥,十多岁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

身为中国近代史大家,唐德刚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晚清七十年》、《张学良口述历史》《袁氏当国》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唐德刚作品集六册。除此之外,他还撰有小说《战争与爱情》,被文学史家夏志清称为“别树一帜的散文家”。

他还曾参与发起在全球征集一亿人签名要求日本偿付战争赔款的运动。其夫人吴昭文,为中国国民党元老吴开先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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