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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刚

记者,评论人。《南都周刊》北京采访中心副总监。喜推理小说。数码狂。noree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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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命的严歌苓  

2009-03-27 21:26:10|  分类: 文化访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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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半生戎马边疆,后半生寄居海外。50岁的严歌苓说,她有两条命。

多变若妖。海外作家的疏离冷冽,外交官夫人的优雅,或者有点怪异的老来媚……她几乎生活在传说之中。比任何一个当代女作家,她更能激起读者“索隐”的狂热——

《扶桑》里,“简简单单坐着,嗑她的瓜子喝她的茶,那种丰富而不可名状的蕴藏”,像她吧?《寄居者》里,“廉耻也不要,露着大腿弹琴是为了等一个不知去向的男人”,也是她吧?

“我是个活得很私密的人。”她喜欢虚构,喜欢将真实的自己一笔笔刻在书里。当你一页页翻过她的书,感觉往往如麦芒刺背——锋利或者柔媚,哪一个是她?

 

那时候我不够红吗?

 

多年之前,作家麦琪曾愤愤不平地说:“严歌苓不红,简直天理难容。”再次听到这话,严歌苓大笑道:“啊?当时难道我不红吗?我的作品在台湾得了9个奖,而且都是那么大的奖。”

谈笑间,《梅兰芳》《一个女人的史诗》等最新影视剧的风头,已经淹没了早期《天浴》《少女小渔》那种小众化的荣光。

已经习惯了严歌苓的改变。这一次,长篇小说《寄居者》让人觉得感到陌生,也算是在情理之内。如果剥去了沉重的社会历史背景,单纯从男女情感关系的角度来说,《寄居者》中的女子寻找真爱的过程像极了一部流行的韩剧。主人公May(玫),以为自己喜欢未婚夫彼得,一直抵触另一个男人杰克布,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后者是自己的最爱。

这一点上,严歌苓似乎跟所有女人的体验都雷同:女人会抵触某种男人,他们或者邋遢不够绅士,或者粗鲁不够文雅。女人自己会说,我怎么会喜欢这种人呢?于是,越喜欢,越抵制。在之前的长篇《扶桑》中,她也用一位妓女的口吻讲述了这种欲罢不能的爱情。

这次,在《寄居者》中,她试图找到一种别样的语调:一位老妇人在回忆很多年前自己策划实施的一起善恶参半的事件。May起初诱惑杰克布的目的,仅仅是想偷到他的护照,帮助自己的犹太人未婚夫彼得逃离将成魔窟的上海。

她试图找到第一人称造就的那种时代感。她的每部作品语调有一个小说专有的,比如《小姨多鹤》里面的三个人物,每个人语调变化有变化。人是用语言思考的,她必须找到每个人思考的不同语言,她承认这最让她“花力气”。

就如同她个人形象的扑朔迷离,她的写作一直在变。从军营作家到海外作家,用“华丽转身”形容绝不为过。可怜的是,我们的评论家们陷入痛苦之中:严歌苓的风格是什么?每部作品中能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严歌苓。哦,作家都非要有个固定风格吗?她质疑:我为什么不能例外?

如果非要寻出她一以贯之的原则,那就是两个字:经济。能去掉的“的”、“了”都要去掉,她力图在其中找到古文的那种精炼。还有,除了自传性很强的《有个女孩叫穗子》,她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听来的,来源五花八门,比如她前任丈夫李克威(作家李准之子)的故乡。

原始的冲动。她被在一种写字的“激动”驱使着。她用铅笔写小说,写到自己不能把握人物命运的时候,她才开始感到兴奋,感到刺激。“知道吗?我为什么也用英文来写小说?因为使我感到缺乏把握。未知的东西才有意思,才好玩!”

因为《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在上海,她近来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会成为另一个张爱玲吗?她会冷冷地回答:张爱玲只会有一个。“我的上海比较脏、臭,比较像地狱,以后我还会写上海,那也还是我的上海,不是张爱玲的。”

 

 

私密的另一条命

一直在变的不仅是她的小说,严歌苓自己也一直在变,在决裂。从去美国的1989年开始,她就生活在“另一条命”里。

12岁当兵学舞蹈,20岁做中越战争前线的战地记者。从军的13年,她说最大的收获是“胸襟”。采访过她的媒体记者在杂志上写,严歌苓是多么优雅的女人啊,听到这个,她会有点爽朗地笑出声来,她自称很有军人气质,“粗线条的,不婆婆妈妈,也不细腻”。军队的烙印深深打在她身上,比如三个人走在马路上,不能横着走,要竖着走成一排。

“那是一个非常粗糙的集体,发现一点细腻的东西,它都会扼杀你。从人性角度来讲,我确实做了一些反思。”她出言稍显谨慎,不过她的作品早表达了她的立场。《穗子物语》、《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都是军队题材的作品,用人性的挣扎来展示世界的真相。以知青群体为主题的《天浴》中,她写文秀为了回到成都,一次次将肉体献给陌生的男人——你会感到背后的严歌苓,嘴角含着隐忍之冷。

这也就很容易理解,跟她合作《梅兰芳》的陈凯歌为什么把她引为知己。在看了她的作品后,陈凯歌一语点破:“她的小说中潜在的,或是隐形的一个关于自由的概念,特别引人注目,我觉得,那就是个人自由。”这意味着,他们对共同经历过的“文革”荒诞时代的否定

她的另一条自由的命,肇始于1989年。一场不圆满的婚姻之后,那一年她赴美学习,攻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的研究生,开始了她的海外生涯。从英语的每一个单词,从叉子西餐简单的生活技巧,这位30岁的女人,开始了自己“返老还童”的痛苦历程。

一边刷盘子,一边写字,写作依然是她谋生的手段。她写很多短篇小说,投到台湾的报刊,挣美金。她没觉得那时候为了赚钱的作品,写的不如现在,相反,她甚至觉得那时候写的比现在好。

在陌生的国度里,生长出另一个严歌苓。“好像多出一条命来,是脱胎换骨的一种。”那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你自然可以想象,“敏感而痛苦。”就像她喜欢的美国黑人歌曲,那是用肉嗓子的唱出来的乐与痛。

半路出家学来的西方文化,让她没有归宿感。“基督教文化是强势的,美国人的救世思想也很普遍,而像我自己就是边缘人。”心底里清楚,她自己逃脱不了寄居者的身份。

3月的这几天,不折不扣的“寄居者”严歌苓短暂回到北京,等待她的,是她已经缺席了20年的北京。“变了,变得很厉害。”她叹息说,“要好好补课。”

 

别信它,别理它

她的生活是与世隔绝,也享受这种隔绝。她的生活永远都是一个样子,从清晨的一杯咖啡开始,然后写作。前面对自己红不红的回答,只是她的一个我玩笑:“其实外边人家说我红,说我不红,我统统不知道。”

在第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她与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结婚。再婚后的生活非常幸福,因为丈夫的工作关系,每两三年,他们都要换一个国家或地区居住。从2006年的9月份到现在,她们一直居住在台湾。“刚去非洲的时候很不适应,适应了不想走了,但又必须走。”就是这么无奈。

她说,等老了,她希望回到之前在美国居住的伯克莱,那里有一座对着海湾的美丽房子。

家庭生活幸福地令人妒忌。所以被问到任何关于家庭的问题,她都一脸幸福,笑语晏晏。不过,国家不幸诗人幸——美满的家庭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幸运吗?

50岁的严歌苓回答说,写作跟家庭幸福不幸福没有关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这时候她显出几丝阅历与成熟。“释迦牟尼出家前也是一个生活幸运的人,他离开那个世界也源于对这个世界的敏感。一个人能不能写作,看有没有这种敏感。对人家的快乐和痛苦,能不能感同身受。”

她的父母居住北京,但她很少在北京写作。“北京是一个让人太多欲望,到处在起高楼,人欲横流。”采访她的那几天,她在北京新买了一套房子,你想象不到她买房子的原因:为自己心爱的一条狗。“之前买的是公寓,不让养大狗,我天天跟做孙子似的,就怕哪一天它被拉走了。”

这时候的她是柔媚的,也是随性的。“我主意貌似很大,但人家说不行,也就算了。”她做人的原则是:不是一定要干什么,没什么都行。可有可无,无可无不可。后来写《梅兰芳》的时候,这点她觉得跟自己很像。她是个会“藏”的人,你不能期待她挺身而出式的金刚怒目,她的锋芒都藏在她的文字中。

但有人问她对年轻人的寄语,她会回答:“在邻居和同事或者同学的价值观成为普遍价值观的时候,别信它,别理它。”乍一听,这不像那个姿态优雅的严歌苓,你会感受到这个女人的固执与尖锐——那属于她的另一种私密。

 

 

对话严歌苓——

 

有意识地抵制好莱坞

南都周刊:看了你的几本书,我最喜欢的还是《寄居者》。

严歌苓:有意思,大家的反应都不相同。有些人觉得读不进去。你这样的鼓励我应该多听听。

南都周刊:鼓励倒说不上,跟看一场电影一样,过程很享受。

严歌苓:原本是电影剧本,电影公司邀约来写。但我觉得电影有些地方发挥不出来,而对寄居者有很多话要讲,还是写一本书要好。

南都周刊:算应酬之作?

严歌苓:不是。其实我对犹太人这个主题感兴趣很多年了。犹太人群体和中国文化有两次碰撞,最早宋朝时候有1000多人来中国,后来被同化了。二战期间,由于被迫害,又来了一批,其中很多人就来到上海,《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地。我觉得犹太文化和中华文化有相近的地方,琢磨起来有意思,有意思的东西就想写小说,电影达不到。

南都周刊:哪些相近的地方?

严歌苓:比如说犹太人和中国人都注重独善其身。他们都拼命地去做事,都是很好的商人,也都是很好的手艺人,他们很勤劳,爱钻研,也爱钻营。他们有注重教育的传统,比如再穷也让孩子读书,要读秀才,考状元啊。

南都周刊:区别呢?

严歌苓:中华民族缺乏那种凝聚力,犹太教的凝聚力太大了。

南都周刊:《寄居者》与《扶桑》有海外的那种背景。不过我觉得这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在于女人如何寻找自己的真爱。你以为你喜欢这个,实际上你喜欢的是另一个。

严歌苓:在你把它点破之前,我还没想到这一点。

南都周刊:不是有意识的?

严歌苓:不是。本来写主人公May跟他去了美国的,她为了男友彼得,确实害了杰克布。她应该认识到自己对杰克布的爱,但刚开始她从感情上杀掉了他。我写到最后,我发现May不能这样做。她一点一点地发现自己爱上了他,就不能继续那样做。

南都周刊:她最后的行为背叛了她的计划,当然,从感情线上来说,这一点都不突兀。

严歌苓:有时候,女人会抵触这种人。她在心里说,我怎么会喜欢这种人呢?她喜欢,她拼命抵制。

南都周刊:你写作之前有提纲吗?

严歌苓:没有提纲。

南都周刊:有人称你是好莱坞编剧。在好莱坞的经历会不会让你将来的作品变得更“好莱坞化”?

严歌苓:其实我在那儿写的东西不多,不是那种主流的好莱坞的格式化的东西。我改编过苏联的长篇小说,还有越南的长篇小说,因为制片方觉得我有社会主义国家生活的经历。我们也学好莱坞的东西,怎么写奏效,怎么抓人心。所以,是不是受到影响,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时间长了,这种影响肯定是有的。但这是种非常恶劣的影响。我在有意识地抵制,所以好莱坞的大路片我都是不看的。

 

觉得HIGH?那就这么写

南都周刊:听说你喜欢“卧底”,为写小说实地考察过。

严歌苓:我在冲绳岛的纪念馆,曾经看到资料说有130个15岁到18岁的孩子,都死在冲绳决战中,很多是拉着手榴弹自杀了。在纪念馆,还能看到照片上她们稚气的眼神,看着我就流泪了。后来我写《小姨多鹤》,就想到了我站在照片前面的那种感觉。

为写《寄居者》我先后读了十多本书,有关犹太人在上海主题的书,我翻遍了美国的图书馆。我还了解很多细节,香水用什么牌子的?风衣是什么牌子的?裁缝店是什么样子?舞厅是怎样的服务?等等。

南都周刊:听杨澜说,你这趟来北京也有“卧底”的任务?

严歌苓:恩,跟学校有关的事情。是关于当代中国的事情,我想发现我可以写的。我没有能力写的,我就不写。

南都周刊:跟别的作家比起来,你小说里都隐藏着一个“我”。你写了那么多小说,就有无数个“我”。到底哪一个跟你最相近?

严歌苓:你看过《穗子物语》吗,那个穗子是比较靠近我的,每一篇都有我的经历,小说化,然后发酵出来。其他的故事虚构很大,但女主人公也有我对世界的理解。比如《第九个寡妇》,里面的王葡萄特别闲不住,我也是这样的人。没有我自己的话,我写不好。

南都周刊:我认识一些你的读者,她们对你的个人生活很有兴趣,想拼命在其中看你爱情的影子。

严歌苓:有我的隐私吧。但隐私不等于生活隐私,而是我的思考。我不喜欢站出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如何如何。那就失去了我生活的私密的感觉。

南都周刊:有人看《寄居者》想起了三毛和荷西。《寄居者》能满足这部分人的窥探欲吗?

严歌苓:应该说没有。主要是我对寄居状态的认同,还有那种悲哀。不过,我很能钻到那里面去,钻到那个性格里去。

南都周刊:有些作家比如张承志都不写小说了,因为讨厌满纸的虚构腔调。。

严歌苓:虚构里才能藏。有些人是很私密的,我就是很私密的一个人,所以我不愿意用严歌苓的这个我出来发言。怎么让你感到快乐,怎么HIGH,就怎么做好了。张承志这样写,如果让他HIGH了,那就好;我这样写,我觉得HIGH,那我就这么写,就这么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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