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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刚

记者,评论人。《南都周刊》北京采访中心副总监。喜推理小说。数码狂。noree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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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见习制背后的隐忧  

2009-02-24 18:11:51|  分类: 社会潮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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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郑也夫提到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在《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一书中,他称美国历史上大萧条中的失业也有积极功能:“失业使他们自主的时间极大丰裕了,美国人养成了运动的习惯,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养成了家庭园艺的习惯,大萧条造成了文化上的进步。”

如此看来,亚失业似乎更有积极功能——薪酬少了,但干活没有之前累了,如果能带薪休假,那读书运动在家种花弄草的时间也多了。但亚失业有这么好玩吗?难道它不是个人生活保障的噩梦,而是文化进步的温床?

 

谁适合亚失业

 

亚失业或者说隐性失业,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并不是个新生事物。学者牛仁亮在1993年出版的《劳力,冗员与企业效率》一书中表示:“按照实行五天工作制下周工时40小时计算,有效工时的比例仅为48%到72%,即在国有企业中至少有占总职工人数28%以上的隐形失业人员。”更有调查认为,该数字应该在30%到40%之间。

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陈宁对本刊记者表示,危机之前,事实上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一定比例的亚失业也是合理的、正常的,这是一个动态的比例。”

同时,他也认为,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个人群在迅速扩大。一方面是这种受外向型经济影响比较大的,像制造业、电子业、纺织业,因为开工不足,造成工人的这种就业情况;另外一方面,一批大学生也在加入这个亚失业大军。

如果遭遇亚失业,也就遭遇了一个职业难题:是痛苦地在原来的职位上煎熬,还是趁机跳槽另栖新枝?

“这个就是看你能够承受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说,我暂时不想换工作,收入下降一点也能够承受,那可以。但是很多人可能都是不愿意承受这种状态的,那还不如跳一个了。你说它是一种跳槽的动力呢,也未尝不可。”陈宁说。

沈阳大学教授孙立对此表示,针对不同的人群,亚失业造成的后果也是不同的。如果针对的是连生存温饱层次都没有满足的人,比如大量返乡的农民工,那它就没有任何的积极功能,“对这个阶层来说,失业或者亚失业就是灾难”。

而对于那些本来想投资的人来说,原来用于投资的钱都用来买牛奶面包了,不仅生活没有问题,度过三年都没有问题。“但没有投资的钱了,不买房了,这对生活就有重大影响。”孙立说。

她认为,郑也夫关于“大萧条造成了文化上的进步”的观点不能说不对,但这针对的一部分白领金领而已。“你看今年的春节,到南方旅游的人就多了,浙江那边的老板,放假也没有事做,不如出来玩。”

 

见习制背后的隐忧

 

在亚失业群体中,最受关注的除了农民工,可能就是未能就业的大学生。孙立认为,毕业见习制度的实行,并没有改变大学生为失业人群的地位,因为“亚失业也是一种失业”。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的通知,从2009年起进一步完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见习制度,将用3年时间组织100万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参加见习,见习期间由见习单位和地方政府提供基本生活补助。据报道,今年新增大学毕业生与往年未能就业的大学生叠加,将形成高达760万的大学生未就业群体。

“见习制是积极就业政策中的一种,政府和企业创造机会给你增加一段阅历和经验,好处很明显。”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说,“起码推动和强化大学生实习工作,减轻企业的压力,减轻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之后的焦虑.。”

同是,他也指出背后隐藏的问题:“有些民营企业,会干脆长期利用这样一种非固定性的劳动力来解决短缺问题,见习的大学生作为一种廉价劳动力来使了,这个不能排除这种情况,之前有发生过。”

而大学生见习期间的相关法规方面也需要解决,比如基本利益保障和一些劳动争议处理。“我在这干着,我是你的职工,又不是你的职工,因为是编外的高级临时工,这里面有一些劳动纠纷可能要产生一些问题。”

“我不知道他最后的费用怎么解决,因为这个没说明白。说由企业和政府来解决,但如果政府解决的话,如果学生多,我觉得可能会支持不起,支持不起可能不会长期化。如果一个大学生每个月800块钱,全国要有三分之一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国家有能力长期维持吗?”

“从全球来讲,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一直支付给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费用,维持不起的。”刘尔铎如此担忧。

而对大学毕业生来说,见习期并非长久之计。从这个“亚失业”这扇门走出之后,他们面临的无疑还是那两条路:就业,或者失业。

 

 

最低工资,到底谁说了算?

 

“目前国内就业保障制度的水准,跟发达国家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咱们比较低一点。”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唐钧对本刊记者表示,“对于亚失业这种状况,目前也没有相应的保障措施。”

相反,在亚失业来袭汹汹的情况下,对职工个人的一些保障制度却遭遇了挑战。原广州地铁老总卢光霖日前在出席广东两会后表示,中小企业压力很大,应该废除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这样可以让更多人有份工作。

唐钧认为:“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实现的话,那更大批的人群就是隐性失业了。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大家怎样一起将这个危机渡过去。”

他表示,最好的办法是跟工人协商,如果大家都同意减下来的话,那政府就可以暂时不要去干预。协商的内容一个就是要降低工资,但是应该承诺以后给补上;第二应该给一个期限,比如说限时是三个月。此外,在采取这样的措施的时候,政府也该在场,做个个保证人。“这样应该会更妥当一点。”

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却将矛头对准卢光霖:“你说你让有的人上岗,有的人减少工资,你有什么权利代表人家?我们的工人没有什么发言权,一般的时候都是缺席的,也没有工会在说,这第一者第二者都没说话。要是他们说了话了你插个嘴还行——你瞪什么眼,人家还没说呢!”

他表示是否坚持最低工资标准首先要问劳资双方,而不是某个不是很相干的人出头。“你比方说如果我们现在在讨论你的利益,就唯独你不在场;讨论我的利益我不在场,这算什么事儿啊!?这谁是国家的主人啊?这是荒诞的事情!”

对于最低工资标准,他想记者提出了一个与卢光霖针锋相对的意见:“美国的很多企业如果接受国家的资助,经理的工资会有个上限,中国很多是国企,也应该规定有上限。如果说降薪,那也是薪酬高的人先降薪,能上来就跟钱少的人来要求再少点吗?”

唐钧也表示反对取消最低工资标准,因为一旦取消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可能很多经营还可以的企业也会趁着这机会把工资往下调。“事实上,政府在执法的时候可以灵活一点。但是你撤掉它,就是有问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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