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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刚

记者,评论人。《南都周刊》北京采访中心副总监。喜推理小说。数码狂。noree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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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获奖照片引发的争议调查  

2007-12-27 10:34:35|  分类: 深度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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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小摩 北京、秦皇岛报道
 
  “长城与天气有关。”


  这是一句在国外摄影界广为流传的话。在许多中国摄影师镜头下,“长城”始终是一堵GreatWall(墙),变化的只是季节。而在《国家地理》的视野中,长城风光早已成为“过去的影像”。

  但是,摄影师田立没有这样做。

  他拍摄的《长城修筑者的后裔》,将视角从长城,转向了那些生活在长城边上,而在习俗上又与东南沿海地区相连的长城建造者的后代。以“后裔”为题,更为作品增添了几分历史的厚重感。2007年11月27日,这组照片,获得了《国家地理》杂志2007年度全球摄影大赛图片故事类一等奖,这是中国摄影师第一次获得此奖项。

  全球将有4500万人通过《国家地理》看到变脸后的长城新面孔,长时间以来人们熟悉的政治化、脸谱化的长城,终于开始以一种平民化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谦卑得如同它脚下静默生活了千百年的居民。然而,对田立来说,摆拍和过民俗化的争议伴随获奖消息而来,如同上个世纪80年代,张艺谋借《红高粱》斩获电影界大奖一样。


 
“不可思议的获奖”
  11月27日,玩了十多年摄影的陈生,在看过田立的这组获奖作品后,在经常玩的“时空论坛”数码生活版发了一顿牢骚:鄙人觉得不咋地,“让人不可思议”。

  《长城修筑者的后裔》由12幅照片构成,整组照片表现出一派田园牧歌式的民俗生活场景:村里的老少来到城楼前摆放祭品,敬天地之神灵;用传统的燃灯、敬香、撤纸钱等方式告慰亡灵,求祖先保平安;长城守护者见到砖石脱落都要拾回堆起……每幅照片都是正方形,暗合长城垛口的形状。所有的图片几乎都有一个特点——活动的人成为视觉的中心,作为地标的长城虚化成一个背景,有时完全被隐去。

  “只是一个社戏团在破旧长城下的表演场面,如此就把这个题目扯起来,是不是太大了点?”陈生甚至纳闷,一向注重视觉冲击力的《国家地理》,为何把一等奖给“这组光影、构图等方面几乎没有特色的照片”。
  11月28日,《新京报》在《中国大胜“摄影奥运”》一文中,提出“含有长城等中国元素的作品在国外获奖,带有猎奇因素”。

  同时,在搜狐网该条新闻下面,“展示中国的落后面”成为网友最具争议性的看法,有人称这种题材的照片获奖,“还是很耐人寻味的。”
当然,大赛评委们不是这样想。此次大赛中国赛区的评委、全景图片社执行副总裁那日松评价说:“故事的立意很新颖,一般摄影师拍的都是长城,很少有人真正把镜头对准长城下的老百姓。”《国家地理》杂志国际版美术总监、设计编辑达仁·史密斯(DarrenSmith)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田立先生是把人作为图片的重点,只是在每张图片中隐隐约约中看到长城的影子,人作为主体在讲述故事,更加有故事感,也更加有人情味。”

  确实,无论在小学课本中,还是当年流通的第四套人民币1元的背面,甚至许多摄影杂志里,长城都有着类似的一幅“标准照”:阳光明媚,秋风乍起,蔚蓝辽阔的天空下,雄伟的长城如巨龙般蜿蜒曲折……真的是一堵GreatWall!即使形象稍有差别,也是随着季节变化,这堵墙呈现出不同的雄姿。11月27日,在北京时尚大厦举行的获奖发布会现场,有发言者曾引用国外评价长城照片说过的一句颇具讽刺意味的话:长城与天气有关。此次,田立作品的出现,一定意义上开始改变这个印象。

 

被异化的长城
  48岁的田立,沈阳摄影师。

  从事摄影20多年的他,之前也拿过联合国教科文亚洲文化遗产一等奖、第十二届奥地利国际超级摄影比赛人像类金奖等奖项,这是他第二次参加美国《国家地理》举办的大赛。在《辽宁画报》停刊前,他曾经是倒数第二任编辑室主任,2000年他以买断工龄的方式下海了。

  6年前,田立开始将镜头对准了长城。

  起初,跟很多摄影师一样,他把关注点定在秦皇岛抚宁县驻操营镇城子峪村,起早贪黑辗转于蜿蜒起伏的长城烽楼之间,来回拍摄着巍峨的山景与雄浑的长城。
  他一直住在村民张鹤珊家。“傍晚带着一身的疲劳,躺在张家火热的炕头上,听他讲述祖辈流传至今的与长城的故事。”聊天过程中,让田立感到惊异的是,张鹤珊们竟然是远在400多年前修筑长城人的后代。

  明长城中,迄今保存最为完好的要数当时拱卫京师的蓟镇长城,其范围包括今北京、天津、河北境内的长城。1568年,名将戚继光任蓟镇总兵后,从浙江、山东、福建等地调集精兵强将,对这段长城进行了全面重修。由于工程浩大,守卫任务艰巨,为了稳定军心,明朝廷允许家属前来随军守边。长城修成后,部分楼台就分给各家各户守卫,这些家庭便在异乡边塞定居下来,世代繁衍成为今天的长城后裔。

  据不完全调查,长城后裔主要生活在河北省秦皇岛、唐山、承德境内的明长城重要关隘附近的乡村。秦皇岛市文化局调查表明,秦皇岛境内374.5公里明长城沿线,158个自然村有长城后裔聚居。

  田立知道,长城风光并不是新鲜事。了解到这段传奇般历史之后,他决定拍摄一组反映“长城与人”关系的作品,力图在祭祀、祭祖等民俗活动中,用镜头捕捉与长城有关的文化因素。他以城子峪村为重点,在平顶峪、板场峪、董家口等这些因长城而生的村寨里走访,6年的时间,他拍下了三大箱几万张的照片。

  《长城建造者的后裔》风格很朴实,朴实到甚至让观者觉得缺乏视觉冲击力,这在获奖之后受到不少人的诟病。这方面,田立有自己的考虑:“很多人喜欢1635镜头那种夸张的表现,第一感觉有冲击,但慢慢看实际上没有内涵。我想在平淡中发现细节,用情绪来说话,不想用华丽的形式掩盖题材的苍白。”
  拍完之后,田立对这组作品信心很大,觉得会获奖。田立不否认自己的选题有“取巧”的因素,在国际评委面前,长城毕竟是一张“熟脸”。“长城是国际化的一个符号,如果我拍摄穷乡僻壤的村民,肯定没人关注。”而通过镜头关注中心的转移,这张脸被田立“陌生化”了,这正是田立获奖的关键原因。

 

“摆拍”的民俗场景
  52岁的张鹤珊,是这组照片里“出镜率”最高的人物。

  作为为数不多的长城学会农民籍会员,张鹤珊的家,是那些拍摄长城风光的摄影师们的聚集地。最多的时候,他家里住着近30个拍长城的人。

  在张鹤珊的印象里,田立是个好哥们,是位敬业的摄影师,“挺能吃苦的”。为了拍摄板场峪长城的雪景,他们凌晨3点半起床,踏着没膝的积雪,步行4个小时到达山顶。

  尽管跟田立是好兄弟,但是看过这组照片的张鹤珊,还是对记者直言:“太片面了!我们生活里的很多东西表现不出来。”

  在编号为“C”的照片中,张鹤珊和妻子在坟前祭祀。

  但实际上,张家一般祭祀都不是在这儿,而是在另一个山头的祖坟上。张鹤珊说:“在这里只是为了配合拍摄。从我通常祭祀的祖坟拍,背景只有一个长城的烽楼,但从这个三元祠遗址拍,就能拍到好几个烽楼,背景比较好看。”

  12月7日,记者在张鹤珊指引下,在现场看到,照片近处的墓碑,于明朝万历23年所立,上有《创建三元祠碑记》,文字依稀可辨。稍远处的墓碑,立于大清同治4年,上有《重创三元庙碑记》。据张鹤珊介绍,当时创建的三元庙,在1958年被拆了,现在原址成了4分左右的贫瘠耕地,两块墓碑矗立其中,村里分地的时候,恰巧由张鹤珊抓阄所得。

  在编号为“D”的照片后面,田立附上这样的文字说明:身着盛装村民们用歌舞祭献先灵。事实是,这不是民俗活动,而是彻头彻尾为拍摄而进行的一场排练。

  张鹤珊说,那大概是在2001年春节过后,按照田立的意思,他找了一批人,来到长城下面吹拉弹唱。为了获得这个长城下的“民俗场景”,田立甚至为此花费了550元,雇人来表演。“如果不是为了拍照,我们当然不会在长城边上表演,你看那儿根本没有场地表演。”

  此外,编号为“H”的表现“村民孩子农闲唠家常”的照片,也是张鹤珊“热心组织”的场景。

  对田立的“摆拍”,大赛评委李永适谨慎表示,他们看到照片,没办法判断是否是摆拍。当然他们不鼓励摄影师把故事转移到不应该发生的地方。而另一评委那日松表示,现在摄影界坚决反对的只是利用数码技术进行的后期加工,即PS效果。

  但身为辽宁省民俗摄影协会副主席的田立,显然有着刻意追求民俗化的倾向。在编号为“F”的照片后,田立为之作出的文字说明是:“村里的孩子们编演着祖先传下的故事。”而看过照片的张鹤珊说:“这就是小孩子在玩嘛,跟长城、祖先有什么关系?”

  甚至在张看来,这组照片的文字说明存在的问题很多,比如说照片“A”中,田标注的是:“村里的各家老少分别来到城楼前摆放好祭品,敬天地之神灵。”张鹤珊纠正说,“那只是祭拜祖先。”

 

并不存在的田园牧歌
  从田立的这组照片中,观者会得到这样的一系列印象:长城脚下祭祀的修筑者后裔,初春时期纯朴的耕田者,过节时在庭院里欢天喜地的孩子,农闲时一起闲聊的村民……一派宁静祥和的田园风光。这,似乎成了田立要表现的“长城与人”的主题,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将这关系过于诗意化。

  长城脚下往往是荒僻山区,山多地少,农民生活普遍不富裕,沿线农民多年来靠山吃山,靠长城吃长城,扒长城砖盖房子的事情并不鲜见。通过这组照片传达出的传统传承理念,实际上并没得到强化,相反,这种传承在当代长城下的村庄已经日趋衰微。

  比如“逛楼”。每到初春时节,万物复苏,村民们举家出门,背着菜肴、水果和酒,来到山脊的长城上,瞻仰先祖留下来的一座座楼台,祈求祖宗的庇佑,然后才开始一年的劳作。但是在城子峪,现在去“逛楼”的人已经很少了。

  比如张鹤珊。你在百度上键入“张鹤珊”,你会得到很多关于张鹤珊的动人故事,“我是长城的子孙”、“张鹤珊28年自愿义务守长城”等是媒体惯用的标题。故事的开头一般是这样的:“每天清晨4点起床,50多岁的张鹤珊都要沿着村边15公里长的长城巡视一遍……”这些故事,与田立作品中张鹤珊虔诚地祭祀先人的身影,形成了某种暗合。

  但这位长城保护者与长城到底是怎样的一份情感?张鹤珊说,他对长城如此敏感,与他的高学历有关。“我与当地的农民格格不入。”高中文化水平的他,正在通过学习从长城保护者,成为长城的研究专家。他的书桌上,摆着《明长城考实》、《长城百科全书》、《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等书籍。他甚至放言:“在中国,到底谁是长城专家?我敢说,就这段长城,我就是专家!”

  被媒体盖上“义务长城保护者”高帽的他,却有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夜晚,在张鹤珊的炕头上,他向记者袒露:“大家一直表扬我义务保护长城,这没错。但我太穷,日子都没法过,怎么保护长城?”目前,对张鹤珊来说,一周2元的《南方周末》已经是难以企及的奢侈了。

  在城子峪村,张鹤珊的生活就是其他村民的写照。城子峪村四面环山,虽然村村通公路,但从秦皇岛到这里,还是颠簸上两个小时。村子现有村民60多户,300口人,村里的很多老式房子甚至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依然在居住着。除了种田的收入,一般家中的劳力去煤矿打工,一位姜姓村民这样形容村里的情况:“吃穿不愁,手头稍微有一些富裕。”

  记者在村中走访的时候,遇到一个在煤矿打工的20多岁小伙子。他说,现在很多喜欢拍照和旅游的人来村子爬长城,“比如杂粮、柴鸡蛋、笨鸡、水果之类的都有了销路。”但对于长城,他笑言实在“没什么感觉”。

  在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看来,田立照片中反映的那种温情脉脉的人与长城关系,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现实。“现在长城旁边的居民,对长城的感情很淡漠。特别是贫困偏僻的地方,在生存还有问题的时候,长城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堵堆砌的石头墙而已,让他们以文化人的眼光看长城,让他们的意识提高到保护文化遗产的高度,并不现实。”

 

“外国人看热闹”
  获奖后,田立应邀到搜狐做访谈,遭遇了一个网友的提问:《长城修筑者的后裔》之所以获奖,是因为反映了中国农村落后的、鄙陋的一面,就如同张艺谋《红高粱》获奖一样。

  田立不承认这一点,他回答说:“这不是迷信落后,而是民俗的延续。你这个看法对我的作品来说是不正确的。”作为国内首位签约法国Gamma的中国摄影师,田立对与国际接轨的见解很简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董耀会坚持照片中显露出的民俗倾向,以及“外国人看热闹”的传播效果。“照片的民俗倾向很多,比如上坟,演戏等。这个长城边上根本不可能有地方演戏。他肯定是故意找人摆拍的,这没有民俗要素,不是真正民众生活的状态。这几个片子,只是给外国人看着热闹而已。”

  “《长城修筑者的后裔》的民俗倾向,不是为迎合国外人的胃口,这从国内评委得到的肯定,就可以看出。”此次大赛的国内评委李永适与董耀会意见不同。“我们评委一致同意它在故事类是最优秀的,没有考虑国外人的想法,它最终能胜出是因为它表现出的普遍价值,我不认为是投其所好。”

  而在艺术上,中外是不是一个真正平等的对称的对话状态?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专业博士刘书峰表示:“从目前中外文化传播的角度讲,当然不是。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答案的唯一性。”

  不过,身为长城修筑者后裔的村民,对这样的争论并无兴趣。那些被田立摄入镜头中的村民,在作品获奖之后生活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就如同作品所呈现的,长城,依然仅仅是他们生活的一个背景。 
  现在长城旁边的居民,对长城的感情很淡漠。特别是贫困偏僻的地方,在生存还有问题的时候,长城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堵堆砌的石头墙而已……
 
长城变脸小史
 
  
最早的长城照片是哪年拍摄的,已不可考。但现在看到的早期长城照片,风格朴实,镜头中往往有人物或者那个时代的特定标志,具有历史和文献价值。比如有一张珍贵照片展现的是晚清时期的“天下第一关”,画面中是关内方向,路北有税局的屋子。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照片中的长城形象日益被民族化与政治化。在中日战争的背景下,国民党士兵在山海关抗战的照片传颂一时,共产党百团大战中也对长城有所依托。“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长城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符号。

  发展经济成为中国压倒一切的任务后,长城作为旅游胜地被唯美化。从小学的教材,到摄影界大量精美的长城照片,或雄浑巍峨,或白雪皑皑,长城形象开始“与天气有关”。毛主席的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几乎成为了一句旅游宣传用语。

  同时,长城的图片形象也有被解构的过程。2004年,欧洲航天局公布一张高清晰卫星照片称拍到了北京的一段长城,然后又更正说:“实际是一段河流”,而中国专家认为不过是一段山间公路。而从太空中能看到长城的“神话”,经过后来科学论证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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